第四章 文化政策制訂程序
歸納各國文化政策制訂的經驗，分析其政策制訂程序主要在檢視制訂過程中政府、民眾及藝術工作者的角色比重，及是否建立彼此之間的溝通管道。在文化政策制訂過程中代表政府的角色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立文化機構。反應民眾意見的方式有間接和直接兩種方式。間接即透過代表民意的國會是否積極針對政府提出的施政方向進行政策辯論。直接民意表達，在現代社會中多半借助民意調查。不過民意調查的設計極為重要。調查問卷設計影響其調查成效。理想的民意調查除了問卷方式，應輔以與相關人民團體座談協商。藝術工作者的意見傳達通常透過兩個管道：藝術工作人員組成的工會或協會，或透過間接管道，參加政府召集組成的諮詢機構。
下面我們要檢視法國文化決策過程中，政府、民意與藝術工作者的角色比重及其溝通管道採直接或間接模式。
I. 民意在文化決策過程中的角色與意見傳導管道層面
政策決定時，法國並未設置正式的民意訪求管道，並不針對議題調查人民意見。例如密特朗的新凱旋門、國家圖書館、巴士底歌劇院、大羅孚計劃耗費大量文化資源，決策時並未正式訪求各意見。國會中也未曾引起熱烈政策辯論。人民透過輿論得知消息，關心的焦點似乎集中在為什麼是貝聿銘。雖然重大計劃決策時會邀請專家成立臨時諮詢委員會，但最後還是在一片訝然聲中由密特朗欽定貝聿銘的金字塔。
II. 藝術工作者在文化決策過程中的角色與意見傳達管道層面
和其他先進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法國並未設有代表藝文團體意見的永久諮詢機構。不過，五年國家計劃委員會可對文化議題提出建議。文化部剛成立時，馬爾候曾經與五年國家計劃經濟社會委員會合作。在文化部成立宣言時，強調只有將文化發展放入社會經濟發展的大架構，文化才能永續經營。除此之外，馬爾候極少徵詢委員會意見。
杜門楣擔任部長時，曾經成立由不同代表性人物組成的文化發展委員會。委員會針對總理Jacques Chaban Delmas的”新社會”主張，提出多元化地方化及契約化的政策主張。龐畢度總統心繫著其大型文化中心是否興建。杜阿楣也因健康因素力不從心。許多具體建議並未獲得考量，理事會憤而於1972年十月集體辭職。
由於五年國家建設計劃委員會的建議對政府並無約束力量，因此很難發揮效果。密特朗上台後，其個人色彩鮮明，五年國建計劃的文化委員會的角色更是淡化。不過，賈克朗擔任文化部長時改變文化部的運作方式，成立許多專業委員會，例如古蹟委員會、音樂、戲劇和舞蹈委員會等常設組織，可以對政策走向及政策一貫性提出意見。
III. 政府在文化決策過程中的角色與意見收集管道
從民意及藝文團體在政府文化決策中較少直接傳達意見的管道，可以應證法國政府文化決策時的獨大地位。
接下來，我們檢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1982年通過地方自治法以後，地方政府在地方建設有較大空間，許多地方政府也積極投入文化建設。但限於財源，常需與文化部合作。近年來文化部也將其活動預算的65%左右下放至文化部區域辦公室。由地方政府及地方文化機構或團體就文化計劃與文化部駐地區代表磋商爭取補助，簽定合作契約。政治學者就強調其實法國並未真正實施地方自治(décentralisation)。其實是實施決策地方化的中央權力分散(déconcentration)。由於金權在握，文化部仍有效控制其文化供給及政策走向。
下面，我們從文化機構的經營體制來分析。法國大部分的文化機構為公共服務性質的公立文化行政機構。近來為了較大經營彈性，少數機構改為公營事業機構，例如博物館聯合會。相對於荷蘭在90年代將所有博物館及劇場法人化入須自負盈虧經營責任，法國民眾對文化機構經營並不能運用市場壓力表達其喜好。
從以上三點分析，法國的文化決策完全掌握在政府手裏。文化部倚靠其由精英文官學校(Grandes écoles)培訓出來的優秀部長顧問，司處首長及高級公務員制訂政策方向。另外，一般行政司的研究展望處的文化統計及文化政策分析研究也提供決策時有效參考。歷史也證明，法國雖然缺少瑞典的正式政策民意調查制度或荷蘭林立的藝文專業諮詢壓力團體，憑藉其文化藝術素養深厚及前瞻眼光的國家領導人及文化部長，在優秀文官配合下，及輿論壓力下，其文化建設成果仍傲視全球，其文化行政效率無庸質疑。